黄治物教授
《WHO世界听力报告解读》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听力中心主任黄治物教授首先为大家分享了“WHO世界听力报告深度分析”，对《WHO世界听力报告》前言、导言、报告目的及目标、报告正文四部分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黄治物教授讲道，由于听力损失是“无形的残疾”，长期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因此被决策者忽视。然而听力损失又是全球第三大致残原因，影响到全生命年龄段的人。因此，今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将听力损失列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也呼吁和邀请社会团体、专业协会、保健提供者和研究人员响应这一全球呼吁，使所有人都能享有良好的听力，作为其一生健康和福祉的一部分。
听力跨越整个生命历程。在全生命周期中，听力损失的病因主要聚焦于“一老一小”，其次，大量数据显示还有三个可能造成听力损失的具体因素，即中耳炎、强噪声暴露，以及和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黄教授指出，这也提示了我们的听力行业未来面临的机遇：
·人群：儿童和老人
·疾病：中耳炎、噪声性聋和老年性聋
·安全：听力安全（耳机等个人使用娱乐设备，自动监测等）话语权
郑芸教授
重新认识EDHI
郑芸教授进一步提出“重新认识EHDI（Early Hearing Detection & Intervention）”的概念，提倡大家从“小耳朵 大健康”的角度去看待儿童听力早期干预。
郑芸教授讲到，一般来说，听力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指的是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尽早发现听力问题，及时采取助听器/人工耳蜗干预，尽早康复使之融入主流社会。同时，我们应进一步思考病人的需求。作为医师，应教育病人耳聋之因、治聋之法、防聋之道，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做到环环相扣。
EHDI分为四个阶段：
筛：早期发现有无耳聋
诊：明确耳聋根本病因
治：从根本上解决耳聋
防：从根本上预防耳聋
郑教授认为，EHDI的核心是要意识到根本病因和发病机制，呈现显著疗效，使病人及其家人满意。
2016年全国卫生健康大会提出了“保障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的目标，要将“治病为中心”转变为“健康为中心”。无独有偶，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了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接下来，郑芸教授用“最重要的幻灯片”，再次强调了婴幼儿耳聋防治的工作思路，即在听力康复行业切实践行中华文化复兴：
在治聋中防聋，普及耳聋的病因病机；
在防聋治聋中全民普及心身健康之道；
以整体观为核心的中医文化造福世界。
从WHO的健康公式中可以看到，“生活方式”在WHO健康公式中占60%。同样地，美国医疗研究战略营销公司最近研究成果也表明，医疗服务对健康的影响只有10%，而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是个人行为，占40%。
西医领域也逐渐开始将“生活方式医学”作为一线治疗手段。综合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三开”——开刀、开药、开口。郑芸教授认为其中“开口”是最重要的，因为开口可以使病人明白其生病的根本原因、治疗方法背后的原理以及如何防病。
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诊断与治疗
众所周知，分泌性中耳炎是儿童中非常常见的疾病，也是临床中比较棘手的问题。重庆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姚红兵教授详细解读了“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定义、发病率高的原因、临床表现、相关检查、诊断、治疗等等。
姚主任总结道：
1.由于小儿生理结构的特殊性，发病率极高
2.根据儿童特性，选择合适检查方法
3.重视查体，注意其他合并症
4.OME为自限性疾病，部分患儿可不进行医学干预
姚红兵教授
许政敏教授
听障儿童早期声放大助听干预的优势
许政敏教授首先提出了“听障儿童的早期干预的概念和时间”： 新生儿48小时内进行听力初筛； 初筛未通过者42天内复筛； 复筛未通过者2个月内诊断； 诊断确诊听力损失者应在出生3个月进行早期干预。
许教授认为：
许政敏教授
普及老年性聋听力筛查工作
近年来，由于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使得老年听力损失人数不断增长。预计2050年，我国老年人将达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这一现状导致老年听力损失的防治工作形势愈发严峻。2019年，全国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出台了《老年听力损失诊断与干预专家共识》。
在2021年WHO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中明确指出，老年性聋已成为继关节炎、高血压之外的全世界公认的发病率第三的老年性疾病。6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超过65%有听力损失，其中1/4患者系重度及以上听力损失。
在我国，依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60岁以上老年人听力损失的患病率超过1/3，60岁以上老年人听力残疾人数超过2000万，听力损失患病率随年龄升高而显著升高。
影响老年性聋助听干预压缩模式选择的因素
刘玉和教授认为，老年人佩戴助听器无法取得较理想的助听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老年性聋患者是从耳蜗到听觉皮层通路的任意部位都发生了退行性改变。每一个个体的病变部位都不太相同，有的可能靠近外周、甚至是耳蜗本身，有的可能就到达皮层。因此，在临床上不同老年人助听效果的差别较大。
由此可以推断，针对不同病变部位的老年性聋患者，依据患者临床听力检测结果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助听器干预策略，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助听器精准验配，可能取得更好的助听效果。
张寒冰教授
不同程度及类型的听损应如何正确选择听觉治疗及干预手段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张寒冰教授也引用了《报告》中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全球6.1%人口患有听力疾患，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听力损失是可以预防的；对已病患者，通过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也是可以治疗和成功康复的。因此，张寒冰教授从“不同程度及类型的听损”角度出发，为大家讲解了“应如何正确选择听觉治疗和干预手段”。
张寒冰教授按照耳聋发病部位和疾病原因的不同，从临床上分为了传导性聋、感音神经性聋和混合性聋，从「病变部位」、「相关疾病」和「解决方案」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归纳。
提高轻中度听损人群的助听器佩戴率
Francis Kuk博士强调，目前轻中度听损患者占全部听损患者数量的75%左右，但仅有10%轻中度听损患者采取了助听干预。对于轻中度听损患者来说，“声音失真”是许多患者不愿采取助听器干预的原因之一，而“群延迟”是导致助听器声音失真的根源。唯听MOMENT极声™助听器的延迟仅有0.5毫秒，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输入声的自然特性。
Francis Kuk 博士
冀飞教授
“助听器+人工耳蜗”双模式听觉的临床探索
冀飞教授从言语识别、声源定位两方面整体评估了双模式患者的聆听效果；此外，为评价患者使用助听设备后在日常生活中的双侧聆听的效果，冀飞教授还分享了“双侧聆听生活质量调查问卷（QLBHE）”的开发及数据分析。
双模式患者言语和声源定位能力个体差异较大；
双模式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趋势为：双模式>仅人工耳蜗>仅助听器；
双模式助听相比单模式助听，对声源定位能力有所改善；
单模式助听下（无论CI或HA），对助听设备侧的声音定位更佳；
影响声源定位结果因素（具有一定个体差异）：助听器侧残余听力、测试疲劳性、刺激声强的不随机性、助听器侧补偿程度等；
目前实验结果较难看出双模患者定位准确率和反应时长的关系，以及定位能力是否具有可训练性，研究还需要更多数据量支持；
双模式患者声源定位能力测试流程需要进行个性化筛选；
双模式（双侧听觉）生活质量问卷可行性较好，需要信效度检验。
耳鸣的科学研究和真实世界
熊彬彬教授结合其对耳鸣相关的实验研究，分享其研究内容，听觉系统和边缘系统的交互作用。同时提出耳鸣目前的研究困境：耳鸣研究缺乏标准化，耳鸣评估缺乏客观手段；耳鸣的异质性。熊教授还分享了目前耳鸣的主要干预方法：
最后，熊教授提出耳鸣研究的未来方向：
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干预策略，最佳状态是实现“双耳聆听”，并有较高的听觉满意度。目前，“助听器+人工耳蜗双模式”在当下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熊彬彬教授
王云峰教授
噪声接受度追踪（TNT）测试开发
许多助听用户因在噪声环境下的聆听效果不佳，从而降低了助听满意度及助听干预成功率。WASS峰会上，王云峰教授分享了“噪声接受度追踪（TNT）测试”，以期通过该测试应用于临床，预测在大的嘈杂环境下的助听设备使用效果、预测助听设备验配成功与否等等。
TNT测试是由Francis Kuk博士团队基于ANL测试（Nabelek 1991年首次提出，2004年改为“可接受噪声级”）所开发的一款软件化的测试，它的复测可靠性更高（2.2 dB）、能持续追踪噪声接受度、反映时阈变化，并包含多个测试段落，更适用于临床及科研应用。目前该测试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听力学临床中心和唯听美国ORCA中心联合进行研发。
TNT共开发了七个段落的中文言语材料，每个段落持续时间4分钟。此外，测试还包括连续语谱噪声和多人嘈杂语噪声两种噪声刺激。
该测试目前招募了20名听力正常的受试者，以75dB的声级播放语音段落，保证受试者应至少理解90%以上；当受试者听语音段落时会同时听到背景噪声，噪声会自动变大。通过受试者反复控制调整噪声声级（并确保理解90%以上），来获取受试者能够接受的最大噪声级。
该测试还将继续收集更多样本数据，并采用分组、细化、设置不同条件等进一步完善。王云峰教授总结，TNT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好地预测患者的助听成功率，较ANL测试更可靠。
